“北京至俄罗斯全境、至乌克兰，货物源源不断，走起”“莫斯科持续分货中，兄弟们辛苦了”……上海靖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田胜君每天都将新成果——堆积成小山一样的外贸包裹照片分享在微信朋友圈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结束不久，上海靖航国际物流公司新成立的国际贸易子公司就迎来“开门红”——11月21日，首批两票外贸货物顺利抵沪，一票是从西班牙进口的高档水晶灯，另一票是从日本进口的光学镜片。
田胜君的三姐田聚君白手起家，2007年经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总署批准，在上海市虹口区创办了上海靖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依托全面对外开放的综合立体交通运输网，该公司10余年就将物流服务做到了全球市场。
“运输和通关越来越便捷。我们的外贸货物开始用船、飞机、汽车运输，近几年中欧班列不断开通，选择铁路运输的国内外货主逐渐增多。随着国家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公司业务重心也发生了变化，对美国的外贸货运量有所减少，往非洲、中亚、东南亚等地的基建材料、机械设备等货运量大增。”田聚君认为全面深化的开放环境对民营企业意味着莫大的商机。
改革让中国与世界接轨，开放让中国深度融入世界。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9位；2017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1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97.9倍，居世界第一位。
如今，市场经济深入人心，中国为全世界提供了60%的水泥、45%的钢铁、25%的汽车、70%的智能手机、90%的笔记本电脑、80%的空调。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了来自五大洲的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成交额达578亿美元。
中国买全球，卖全球，利惠全球，而这有赖于面向世界、全面开放、立体发达国际交通运输网络的强大支撑。
交通先行 强力支撑对外开放
交通运输业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行业之一。1979年，交通部驻港企业招商局在深圳创办蛇口工业区，奏响改革开放先声。1984年，国家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沿海港口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
40年，沧桑巨变。交通运输的开放先行、优先发展，支撑起国家全面对外开放发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在很多场合强调优先发展交通运输的重要性。
1978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杨振宁时说：“发展工业有两个先行官：电力、交通。”
1984年年初，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看了三个经济特区，视察了招商局创办的蛇口工业区。他认为：“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79年7月8日，招商局在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公社炸山填海，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当时的蛇口还是一片荒滩，缺水，缺路，缺电。后来，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有蛇口，后有深圳特区”由此开端。
交通运输探索先行，为引进外商、外资铺平道路。
1981年年初，广东省交通厅决定引用外资改建广州至珠海路桥。同年8月经广东省政府批准，广东省公路建设公司与澳门南联公司签订了《关于贷款建设广珠公路四座大桥的协议书》，在中国开创了引进外资兴建交通基础设施和贷款修路的先河。
1986年《中国交通报》记载：深圳创建特区以来，不少华侨想回家乡投资办厂，但因公路不好，引进工作进展不快。当年，市公路公司投资1000多万元，加上区公所自筹资金140万元，把通往该区的五段29公里公路进行了扩建改造。日本商人清源先生得知宝安公路扩建的消息，立即从日本赶到观兰签约投资700万美元办厂。宝安县有关统计资料表明，由于公路交通条件改善，出现了“公路修到哪里，外商投资就到哪里”的局面，当年新引进项目700多宗。
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进一步贯彻落实，1984年全国沿海港口外贸物资吞吐量大幅度增长，超过一亿吨，比1980年增加35.6%。与此同时，货物压港、压船现象开始突显。
1984年《中国交通报》报道：由于外贸运输任务猛增，天津港集装箱码头压港、压船现象严重。在压港货物中，两个月以上的就有1800多标准箱。为此，天津港呼吁国家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解决问题。
1986年8月，邓小平视察了天津港。他高兴地说：“天津港下放两年来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
国家和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破除交通“瓶颈”制约。
国务院针对加快港口建设、提高港口作业效率实施了一系列举措。1985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发布〈港口建设费征收办法〉的通知》，交通部制定了《港口建设费征收办法施行细则》，决定自1986年1月1日起对26个沿海港口外贸进出口货物征收港口建设费。由此，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港口堵塞严重的问题逐步得到大幅缓解。
在港口引进外资方面，1985年，交通部会同国家物价局发布的《关于中外合资建设码头优惠待遇的暂行规定》明确，中外合资企业可以自行定价。由此改变了码头收费不灵活等问题，外资投入港口的积极性大幅提高。
原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告诉记者，港口利用外资，不仅解决港口建设资金的燃眉之急，而且引进了先进工程管理模式和先进港口装卸设备，提高了港口效率。
为了更好地服务进出口贸易，1984年11月，交通部远洋班轮会议商定开辟94条远洋班轮航线。班轮定期开往欧洲、非洲、地中海、东南亚、波斯湾、日本、香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
1985年年初，我国尝试开辟中欧集装箱班轮航线，但因为压港严重、货物未能按时集中等原因，班期不能保证。
“国务院要求我国远洋运输部门要开好班轮，就是赔钱，跑几次空船也要坚持下去，下决心创出信誉。”原中远总公司总经理、原交通部副部长林祖乙回忆。
当时争论得很厉害，有人认为多装两三百箱货，多等一天有什么关系？在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在运作上坚决按照“宁可甩货也要保班期”原则按时开航，创诚信品牌。
1986年年初，交通部印发通知，将美加线、欧洲线、澳洲线、地中海线、波斯湾线的部分航班定为“五定”（定航线、定船舶、定货种、定泊位、定时间）核心班轮，按照班期表按时运行。
沿海省份也积极发展海上运输。如福建省政府决定引进外资和利用外汇信贷购置船舶，并对贷款购置的船舶实行“自贷自还、不提折旧、不缴税金、不缴盈利”的特殊政策。1979年至1985年，福建省先后引进外资和利用外汇信贷2300多万美元。
开放步伐逐步由沿海深入长江，开放领域逐步由港口、公路建设拓展到交通运输全领域。
为贯彻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国务院于1983年4月9日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籍船舶航行长江水域管理规定》，明确自当月20日起“张家港上界以下长江水域对外国籍船舶开放”。
1987年12月23日开工建设的京津塘高速公路，是国家“七五”跨“八五”期的重点建设工程，也是我国第一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跨省市高速公路，在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原交通部总工程师杨盛福说：“通过修建这条路，我们学到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了科学的管理模式、培养了一批适应高速公路建管的人才。”
目前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领域，除了铁路干线和民用机场的建设经营要求中方控股外，所有公路桥梁、港口码头、其他铁路和城市轨道对外资不设限。在运输服务领域，公路货运、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国际海运辅助服务已完全放开。
40年过去，中国港口今非昔比，具备了雄厚的产业竞争实力。据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在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名的港口中，我国港口占有7席。其中，上海港以4023万标箱年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已有两条高铁线路在运营，而当时中国铁路运营里程仅5万公里，绝大多数火车时速只有40公里。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再创造，40年过去，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
国际航空运输也取得了长足进步。1978年，中国民航仅有12条国际航线，国际旅客运输量11万人次。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共有31家航空公司经营810条国际航线，国际旅客运输量达5544万人次。目前，共有135家外国航空公司经营自境外138个城市至我国56个城市的814条国际航线。
交通运输加快发展，为中国加快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提升国家竞争力提供了重要保障。以海运为例，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到全世界海运量的三分之一，海上运输承担了90%以上的外贸货物，以及98%的进口铁矿石、91%的进口原油、92%的进口煤炭和99%的进口粮食运输量，成为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支撑。
铁公水空内外联动 东西南北多向互济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新时代的交通人牢记初心和使命，努力开拓创新，继续谱写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放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交通运输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升，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广度、深度、高度不断拓展。
由德国不来梅港发运的载有112辆进口整车的中欧班列，连通7个国家，经俄罗斯、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进入新疆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3天后抵达目的地重庆。
15座豪华型长途客车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出发，途经首都伊斯兰堡、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等地区，36个小时后抵达新疆喀什，每周往来各4班，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每周三，满载机械设备、电商包裹等产品的波音747—400货机从比利时物流枢纽列日出发，来到湖北武汉，为亚欧互联互通搭建起“空中桥梁”……
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5年来，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在各国共同参与建设中，结出了硕果：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相继建成通车，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建设稳步推进，雅万高铁全面开工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两大”公路、跨越中俄两境的黑龙江大桥等项目开工建设。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国际道路运输立足周边、辐射沿线、面向全球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1个国家开展了国际道路运输合作，共签署了13个双边、5个多边国际道路运输协定，建立了18个双多边事务级会谈机制，初步形成以重点城市为中心、边境口岸为节点、覆盖沿边地区并向周边国家辐射的国际道路运输网络。
各沿边省份分别与周边国家建立了省级合作机制，口岸和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运输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推动边境地区开发能力明显提升。
黑龙江绥芬河成为我国对俄贸易的桥头堡，70%以上出口俄罗斯商品经由国际道路运输运抵俄罗斯各大城市。广西凭祥依托国际道路运输大力发展口岸经济，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均位居全国第一。
国际道路运输拉动了边境地区开放开发，中欧班列则推动对外开放从沿边沿海向内陆、整体转变。
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等内陆城市纷纷开通中欧班列。截至今年8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1万列，覆盖国内48个城市，到达欧洲14个国家43个城市。
依托中欧班列，中西部城市大力发展江海、铁水、铁空联运，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明显提速，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加速形成。
10月26日，满载东盟地区海产品、水果和冻肉的冷链专列从广西防城港首发，3天后顺利抵达重庆铁路口岸，标志着北部湾连通西部地区的陆海新通道又添新成员。
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以重庆、广西、贵州、甘肃等为重要节点，连通我国西南部省（区、市）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目前，北部湾至新加坡的班轮已实现常态化运营，经北部湾开行至重庆、兰州、贵阳、成都、昆明等地的班列已经拓展到8条，充分发挥桥梁作用。
水运领域开放合作也多点开花。“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支点港口。
2008年，原中远集团获得希腊比雷埃夫斯2、3号集装箱码头特许经营权，2016年，中远海运集团接管经营比港港务局；由中国企业建设、运营的瓜达尔港于2016年11月正式通航，成为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的起点以及“一带一路”的海陆交会点；在斯里兰卡，由中国招商局集团主导投资、建设、运营的科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吞吐量不断攀升；在欧洲，中远海运收购了西班牙诺阿图姆港口公司51%的股权，全面运营比利时第二大港——泽布吕赫港码头……
据统计，我国企业已参与了34个“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42个港口的建设经营，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支点作用。
海运互联互通为海外市场的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国签署的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总数达38个，覆盖47个国家，海运互联互通指数保持全球第一。如今，中国港口已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个主要港口建立了航线联系，成为经济往来的重要纽带，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经贸往来增多，民航领域发力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空中航线越织越密。目前，我国已与62个“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签订了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与东盟签订了首个区域性航空运输协定，与“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实现直航，每周约5100个直航航班。
“一带一路”推动国际大通道建设，也有力带动了我国快递行业走向国际市场。2017年，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达到8.3亿件，行业整体规模占到全球业务四成以上。
抚今追昔，我们更加自信，更加理解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进入新时代，富起来的中国人民对拥抱世界有了更高的期待，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以时不我待、勇当先行的精神再筑全面开放的新高地，交通人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前景广阔！
见证者说
原交通部部长黄镇东：
党中央、国务院在对外开放上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入经济全球化，进入国际竞争的环境。各个领域都要改革开放，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我国水运行业开放的重要标志，也是参与地区和国际竞争的重要举措，目标是向香港地区、新加坡、德国汉堡、英国伦敦等较早的国际航运中心看齐。
原交通部副部长林祖乙：
海运是经济的生命线。我国外贸运输量的90%依靠海运来完成。“一带一路”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开辟新的路径，而且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交通运输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翁孟勇：
可以说，没有长江口成套技术的支撑，就没有后来这些项目建设，也没有我国水运工程由江达海的迈进。经过在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中的磨砺，我国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建设队伍茁壮成长，他们的身影同样出现在了杭州湾大桥、港珠澳大桥等项目中。这支让中国引以为豪的建设力量以长江口工程为起点，在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工程中不断闯关升级，成为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
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江波：
1978年年初，袁庚陪同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访问北欧，回来时路过香港。当时邓小平同志正在主持酝酿国家的改革开放，叶飞部长了解了香港的情况，认为招商局在香港应该大有作为。在此背景下，叶飞主持起草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并提交给中央。获得批准后，交通部决定派袁庚到招商局任常务副董事长，利用招商局这块老牌子，在香港实现新作为。蛇口工业区在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引港澳及海外投资方面做了很多尝试。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
40年以前是我们引进来，40年以后是我们走出去。2013年12月，招商局集团与吉布提政府合作投资吉布提港，招商局集团持股23.5%，投资项目包括吞吐能力600万吨的多功能码头、吞吐能力150万标箱的集装箱码头、17万平方米的吉布提干港等。
原交通部总工程师杨盛福：
敢于走新路，才有新路走。1984年，交通部利用向世界银行贷款的契机，学习、引进菲迪克条款来实施工程管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形成的工程管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能否适用？不少人对此心存疑虑。出于稳妥考虑，交通部在世界银行的第一批贷款中选了西安至三原一级公路和山东晏城高塘二级公路项目“摸着石头过河”。实践证明，这种模式的确提高了施工质量、降低了造价。
原交通部总工程师凤懋润：
都说世界桥梁建设“六七十年代看欧美，七八十年代看日本，世纪之交看中韩”。中国建桥的规模和速度在近20年中史无前例，平均每年建造新桥达两万座，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新建村道上的桥梁5000座。经过40年的实践与积累，我国桥梁建设逐步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实现着由桥梁产品到桥梁建造、从设计到咨询“走出去”的技术提升。截至目前，除了澳洲和南美洲，其他大洲都有中国桥梁“走出去”的成果。
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蒋千：
改革开放打开了大门，也打开了市场。沿海港口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领域，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也加速了港口建设的步伐。港口对外开放，对我国吸引世界目光和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都是巨大的。
原交通部水运司司长胡汉湘：
1997年由29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邀请中国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经外交部和交通部批准，我率领一个8人代表团参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是oecd的成员国，此行却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和热情的欢迎。会上，中国代表团全面阐述的中国改革开放期间航运政策和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中心，反响非常热烈。没有改革开放，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哪有今天的航运大国，哪有我们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一切。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原巡视员黄何：
1998年，我国顺利脱离“巴黎备忘录”“黑名单”；到2000年年底，又成功脱离了“东京备忘录”和美国港口国监督“黑名单”。“降滞脱黑”对中国航运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又先后建立了安全检查缺陷反馈、船舶滞留案例调查等制度，进一步总结降滞经验，夯实脱黑成果，随着中国籍船舶管理、安全技术状况的改善，我国不仅脱离了“黑名单”，还进入了“白名单”，变成了优质船旗国。
